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,共294卷,历时19年告成。它以时间为纲,事件为目,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403年)写起,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(公元959年)征淮南停笔,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。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,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。
如今杜睿要写自然不能全抄,他准备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,一直写到隋末便停笔,前世对于《资治通鉴》,他也曾通读二十几遍,于其中的文字也是记忆犹新,想来抄起来,也费不了什么时间,但却也不是一时能成。杜睿估算着,如今变开始起笔,等到十六岁成年时,六年的时间,怎么也能写得完。
杜氏的《资治通鉴》,杜睿准备写成《周纪》五卷、《秦纪》十一卷、《汉纪》六十卷、《魏纪》十卷、《晋纪》四十卷、《宋纪》十六卷、《齐纪》十卷、《梁纪》二十二卷、《陈纪》十卷、《隋纪》八卷。
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对于《秦纪》描写的并不详实,大概是因为秦以法治国,与儒家相悖的原因,但是在杜睿看来《秦纪》与《汉纪》相比,于治国方面更有参考价值,变将原书中的三卷扩展为了十一卷,准备从河西之战一直写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为止。
前世的《资治通鉴》之所以被后世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当成治国要典,关键原因便是《资治通鉴》的内容以政治、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,兼及经济、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,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、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。
书名的由来,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,而钦赐此名的。由此可见,《资治通鉴》的得名,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,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。
《资治通鉴》的价值虽然巨大,但是其中也不免有些瑕疵,陈垣在《胡注通鉴表微》就曾评价说:“《通鉴》书法,不尽关褒贬,故不如《春秋》之严。温公谦不敢法《春秋》,而志在续《左氏传》,有所感触,亦仿左氏设辞‘君子曰’而称‘臣光曰’以发之。余则据事直书,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,以为鉴戒,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。”
从今日来看,“臣光曰”充满封建色彩,黄盛雄将其归纳“诚”与“礼”,“礼之纲纪”这个概念,可谓贯穿《通鉴》之核心。张须在《通鉴学》云:“《春秋》之意,最重名分,名分所在,一字不能相假,封建之世,以此为纲维。名分既坏,则纲维以绝,政权崩溃,恒必由之。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,与七国之分立,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。”
可见司马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
请收藏:https://m.osxs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