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臭也忽。
在2004年,那份有良心又有态度的报纸煞有介事且堂而皇之地评选出了“50位公共知识分子”。公知这两个字风头一时无两,学术圈中人不管主业是什么都很乐意戴上这顶高帽子。
八年之后的2012年,东方某大国的“《纽约时报》”就发表评论称公共知识分子,“他们的基本言论价值立场就是反对……如此貌似为公共、公众呐喊,实则煽动、鼓惑,惟恐天下不乱。”
而到了2017年谁还敢在网上自称公知,那简直就是在讨骂。
在1920年,ThePublicIntellectual这个称呼还没有出现。当然,类似的概念还是有的。
注意啦注意啦注意啦,和一般的认知的恰恰相反。新古典自由主义是排斥公共知识分子的。
米塞斯就不大喜欢那些“把复杂的理论简单化灌输给公众”的家伙,因为这样“我们无法通过理性讨论来驱逐数十年来主宰大众头脑的政治思想”。
他的弟子哈耶克更甚。在他的语境里,其实“知识分子”和“公共知识分子”差不多。在《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》一文中,他把知识分子称为“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”:他这样写道:“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,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,通常只有业余水平。”。
而对“公共知识分子”批判最厉害的是法律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,还担任过联邦巡回法官的理查德?A?波斯纳(1939年-)。没错,法律经济学也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兴起的一个组成部分,可以算在“芝加哥学派”里面。(笔者注:以后在和经济学家们论战的时候会写到的,等不及的病友可以先去百度。)
波斯纳法官写了一本《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》。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“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已经变成任由学术专家支配了,这些专家不时冒险翻过专业领域的墙头,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战场――一个尚未学术化的战场挥剑搏击”。而通常这种越过是失败的:“他们常常非常真诚、自信地说出一些蠢话,做出种种一再落空的预言。”。
各个时期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大师们的观点几乎一致,公知就是把政治思想理论庸俗化的罪魁祸首。
无知大众为了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无知需要“高深的学术知识”装点一下门面,而媒体为了迎合这种需求,于是公知就诞生了。
而我们的袁大师这位新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就是要用“高深的学术知识”帮助无知大众装点一下门面让他们显得不是那么无知。顺便当当全世界最知名的公知!
那么他这位公共知识分子知当然要跟公共媒体搞一下公共关系咯。
“袁先生,今天实在是太感谢了。你的那个Mahjong也确实非常因吹斯听。我还赢了你不少钱,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呢。”
“桑德斯先生,千万别这么说。Mahjong这种游戏除了运气之外就看一个人“HUIGEN”。你赢了那么多,只能说明你很有‘HUIGEN’啊”
袁燕倏知道这位很有‘HUIGEN’的桑德斯先生乃是《纽约时报》的著名时事记者,也是记者招待会当中的重量级人物。要不是普利策小姐的面子大,还真请不来呢。所以这一场Mahjong特意输给他整整五百美金。
“袁先生,我祝愿你的记者招待会成功,而且我个人认为一定会很成功。”
“桑德斯先生,那就借你吉言了。那么周六……”
“袁先生,你放心。到时候我会像你今天这么客气的一样客气的啦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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